1. 原本该有的新命题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命题，但从学理的角度看，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却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原本就该有之。

一、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命题

现在经济学各个学科的源头和起点都是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蒙克莱田（1615年）最早给政治经济学下定义，主要是与古希腊色洛芬的“经济论”相区别，即不是研究家庭、庄园经济，而是研究国家和社会的经济问题。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大概是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开始的。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雷诺兹认为，1850年后，西方经济学发生了大转向，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兴起，这期间不再主要研究经济发展，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源配置和商业周期上。这或许是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爆发的原因。武汉大学教授谭崇台不同意雷诺兹的观点，并当面跟他交换过意见。谭崇台认为，雷诺兹忽略了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也有经济发展理论，还有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而且研究资源配置也是服务经济发展的。

关于经济学的定义，通常会指资源配置理论。这个定义是对的，但难以涵盖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经济学的定义，不应排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甚至更不能认为，研究资源配置是学术，研究发展问题只是对策研究。在40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中，从大的方面看应该有四条线索，即经济发展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价值理论、宏观经济理论或经济治理理论。其中经济发展是首要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定义应该是，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认知不断累积的一系列知识体系。

二、中国经济发展学比中国发展经济学更具有针对性

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发展经济学在英语语境下就叫经济发展学。但它有特定含义：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为标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发展经济学或许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人写的发展经济学，二是把中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个案或多案之一进行研究。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与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发展中国家也有各自的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以中国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是基于中国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和学理转换，比中国发展经济学更具有主体性和针对性。

三、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要有时空概念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时空范围是直白明了的。中国是研究样本、是空间范围，当代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阶段，是样本的时间界定。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各个学科、各个流派的代表作或经典，都有明确的国别指向，都留下了时代烙印。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虽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也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研究积累形成的，同时也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借鉴运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¹。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

2.中国的样本意义

前几年，围绕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的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只有40年，条件还不太成熟。他们这样说的依据是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一段话，即“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阶段还很远。现在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¹。

认为条件还不太成熟观点的潜台词是，只有改革开放的实践才能产生经济学理论，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从时空条件及发展成就看，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新中国成立至今76年了，如果往前延伸，还有22年局部（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也就是有近百年的时间长度。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惠及的总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 从5.4亿到14亿。中国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具有独特性，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

70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在“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中，是极其罕见的，很值得认真总结。

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认知是全面的。如果包括根据地的经济治理，那么近百年来，既有局部新民主主义经济治理的经验，又有全局性新民主主义经济治理的经验，还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治理的经验，有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治理经验，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条件下的经济治理经验。而且这期间，经历了世界范围内交替出现的“市场偏好”和“计划情结”，对计划和市场的认知是全面的、客观的、清醒的。

从19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资源配置和商业周期，但仍然持“市场偏好”立场。其中的奥地利学派坚持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认为通过市场“出清”可以解决过剩引起的危机。同时，知识界和经济理论界的一部分人，开始思考怎么解决市场盲目性的问题，不少人寄希望于计划，甚至形成了一种“计划情结”。后来也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影响比较大的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兰格与哈耶克的争论，实际上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从20世纪之初就开始了，整整争论了一个世纪。

20世纪的初叶和中期，并不是只有当时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计划情结”，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用计划替代市场的盲目性一度成为时尚。

“二战”后，钟情于计划的表述当数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他在1949年出版的《经济计划原理》一书中说：“除非近乎精神失常的人，已没有人再信奉放任自由主义了……事实是现在我们都是计划主义者了。”²

20世纪上半叶，连中国的知识界和当时的领导人，对西方市场的盲目性也持保留意见，甚至蒋介石在1941年《改进》杂志上所发的长文《中国经济学说》，也批判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他主张，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他还引用了孙中山的两段话：“近代经济之趋势，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 “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7页。

2.[英]阿瑟·刘易斯《经济计划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页。

3. 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个体系

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学界包括我本人在内，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抽象法，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是简单地把抽象法理解为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二是认为抽象法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运用的方法。

对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予了批评，他说：“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¹

中国之前在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曾讨论是否需要从抽象的产品入手。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抽象法，不是简单的过度的抽象，而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又从抽象回到具体。在市场上，商品林林总总，很具体、很生动。但研究商品的一般，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就是抽象，即由具体到抽象；从商品到商品的生产过程，再到商品的流通过程，最后到商品生产的总过程，这是由抽象到具体。抽象不是凭空想象，是来源于具体，依据于具体；运用抽象方法，也不是在概念上打圈圈，而是依据具体并回归到具体。

马克思对过度抽象进行过批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他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他们在进行抽象时，自认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认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最后成为头脑中纯粹的意识和“意向”，“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²

我认为，抽象法并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唯一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这可以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看；从马克思《资本论》选择的样本看；从马克思研究思路的调整看；从马克思运用抽象法的逻辑线路看。我还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法只不过是技术线路。技术线路是理工科包括软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概念。通常是指研究者要达到研究目标，准备采取的技术手段、具体步骤及解决关键性问题的方法等在内的研究途径。

我们要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看成一个体系，根本方法是管总的、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围绕具体理论命题开展研究的技术线路，是方法体系当中的第二个层次。比如演绎法、归纳法以及适合自己的其他方法。一系列分析工具等，是第三个层次。由此我认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观；其次要运用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分析法、空间与时间关联分析法、总体分析法、总结会通分析法、点面结合分析法，普遍性与特殊性相联系分析法、多因素列举相关性分析法等，作为技术线路。我觉得技术线路的这些方法，是唯物史观根本方法的坚持和贯彻。第三层次才是根据需要，对已有的分析工具、数理方法进行运用。

或许有人会说，研究方法简单明了甚至单一，可能更好。我以为从总体上总结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客观上需要多种方法并用。美国著名的投资家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曾经运用“铁锤人”的假设，说了一个道理。说拿着一把铁锤的人，看什么都像一个钉子（这个说法未必恰当），因为他的工具箱只有铁锤。为了避免自己成为铁锤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工具箱里的工具多一些。他把方法看成工具，并认为工具多有利于根据需要选择和并用，不无道理。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39页。

4. 总结会通分析方法

所谓总结，就是对过去发生的事进行回顾、梳理与分析，观察其得失成败，分析其中的原因，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的方法，不完全等同于归纳的方法，是将我们党的工作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同志对程思远先生说，我是靠总结吃饭的。总结具有主体性，注重客观事实和理性思考。总结涵盖本书研究的全过程，历程研究中有总结，专题研究中有总结，综合起来形成判断和结论，也有总结，在总结中，要运用动态思维，系统思维，关联思维和比较思维。

会通是古人看重的思维方法。《易经·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礼。”也就是说，圣人能从世间万物变化中，观察其可以会而通之之道，以显现其规律。会通就是会合变通，融会贯通。总结会通就是在总结中“顺流式”、“串连型”、“穿透性”地看，联系起来条分缕析，有时还会运用“古今中外”的视角，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内容，对过去有客观的评价，对今后有一定启示。总结会通分析法的内涵和外延比西方所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也要宽泛得多。虽然都具有直接面对实际的特征，但实证研究通常是指研究者直接观察，取得资料和信息，提出理论假设和验证理论假设。而且西方学者经常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多为数理实证，所形成的数理模型，都有假设的前提，而且所假设的前提往往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总结会通分析法，研究者可以运用，管理者也可以运用。运用总结会通分析法来观察、评价，有的有理论框架作为前提，有的没有理论框架，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分析形成理论框架。总结会通分析法，主要不是得出一个抽象的数学模型，而是取得规律性的认识。总结会通分析方法的运用，所验证的理论或者形成新的理论框架，直接与实践相关联，会围绕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哪些是不足的？进行分析评估。由此提出调整、改变、充实、完善的意见建议。总结会通分析方法不做前提条件的设定，而是开放式地研究已经发生的实践和正在发生的实践。

总结的基础工作是历史材料的运用，要涉及大量经济统计资料，要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客观、权威。会通要有联想和思考，着眼于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但切忌偏离主题、简单问题复杂化；要有理论创新的追求，要解放思想，但不是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不是胡思乱想。

5. 多因素列举关联分析方法

多因素列举关联分析方法，有以下步骤：

一是通过经验直觉提出问题。经验直觉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大家都看到的问题，也可能并不是大家都看到了、但客观上是存在的问题。青年马克思（1842年）和后来的爱因斯坦（1938年）都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二是多因素列举。多因素列举，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说理表达方式。学者们做学问的论证过程往往会列条目，党和政府的文件和决议也会条分缕析。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会有原因，而且还会有多种原因。有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次要原因。大凡说明问题或提出思路，都要尽可能多地把相关因素列出来，这是对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的追求。多因素列举的过程，可能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可能是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还可能是团队讨论或召开专题研讨会的过程。

三是相关性分析。主要是各个相关因素分别与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因素与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四是形成规律性认识。就是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所列举的多因素的零散感知，进行逻辑梳理和总结，用比较精练的语言形成一些判断和结论。其判断和结论能够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的特征或变化趋势。

五是进行必要的学理转换。把规律性认识放在相应的学科框架内进行学术评价，包括用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论证，用学术语言转换概念范畴，或者直接将文字比较精练的规律性认识纳入学术范围，进行学理阐释和解说。

可以本书的产权链理论形成为例。经验直觉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要成为市场主体。改革经历了很多，即多因素列举。比如松绑放权、生产经营责任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国企配套改革等。显然，这些改革措施是循序渐进的，是符合认知规律和“稳中求进”基本思路的。引入产权概念，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也可以在多因素中找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或几个因素，也可以对多因素只排序不取舍，进行要素与问题之间以及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并拓展进行相关性分析，比如，与所有权的相关性，与激励的相关性，与其他所有制产权的同质性分析。通过相关性分析，不难发现所有的改革措施都直接间接地与产权在市场的运用相关，以此形成规律性认识。进行学理论证与转换。包括底层思维及哲学基础的科学性论证，也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进行验证，判断逻辑关系是否成立，以及进行学术语言转换等。形成基本结论：在中国的微观改革中，实际上逐渐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产权链理论。然后用这个基本结论有针对性地解释过往，联系产权链的延伸，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规律再认识，形成新的启示。

6. 国情特色中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

我们可以用西方学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国家建设的。他列出了“中国第一”¹的标题。他说：“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²“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³他还说：“如果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⁴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另一个制度的发展使统一的理想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可行。声称受天命而统治天下的中国皇帝们不比声称作为神的化身或通过神授的权利，进行统治的欧洲国王们更不可一世，差别在于，统治着稠密人口的中国人，不得不发明官僚政府。当罗马帝国仍把公共职务委托给骑士阶级和其他个人时，汉代诸帝开始训练和考核文官，这些人有固定的任期，享受二十等俸禄，并受公文往来，规定的视察和奖惩的严格控制。纸和印刷书籍的很早发明，也使唐代有可能制定科举考试制度，中举的士子组成的有才之士都能加入的文官集团——这是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⁵

由此可见，中西国家建设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这对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也深刻影响着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

一是国家建设起始时间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不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是封建社会早期经历了短暂的领主制经济之后，向地主制经济过渡时开始的。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变法，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着眼于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着眼于形成地主制经济形态，着眼于构建农耕文明，这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中国是在居家农耕基础上滚雪球不断地发展起来的，发展的过程也是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开放交流的过程。西方国家建设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过程中开始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商品生产，对外贸易，殖民扩张。

二是国家建设的结构设计有显著差别，西方一些国家受希腊雅典村社共同体的影响，多采取邦联或联邦制，民族与民族之间结构松散，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不一样。“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而西方有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民族自决的方式，分分合合。既然是几个或众多单元构成的松散联合体，那么愿意就继续在一起，不愿意便可自行离开。中国需要集中统一，包括统一法制，统一市场。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或邦联制，是各组成部分经过协商让渡一部分权力给联邦或邦联政府，自然要对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所限制。

1.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9页。

2.同上第20页。

3.同上第19页。

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3页。

5.[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6. [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7.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显然具有后发优势，同时当然也有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包括要素成本优势、市场优势、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的优势、学习优势。

要素成本优势主要指人口和土地的优势。有的学者特别从“人口红利”和“土地财政”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40年进行总结。我以为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我国就面临人口红利窗口期，改革开放使这一潜在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从动态和结构上为人口红利加分。到改革开放后期，教育成果也反映到人力资本质量上来了，使人口红利的内涵得以拓展。

土地财政包括土地出让收益和以土地作抵押的政府信用，为城市工业化、城市规模的扩充提供了重要的初始资本和不断扩大的资本来源。

中国的市场优势是明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短缺”，从一定意义上讲，短缺就是市场空间。同时中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市场空间大、潜力大，回旋余地也很大。

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优势的基础条件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成本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关于学习优势。对于西方国家在先行现代化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用虚心的态度去学习研究，特别是对于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我们认真地运用和借鉴。

过去我们讲后发优势讲的比较多，不太注意分析后发劣势。实际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除了具有后发优势外，也具有明显的后发劣势。我认为，后发劣势包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先发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对我不利、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经济发展面临生态环境的压力等。

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是我们的后发劣势，也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处于产业链低端位置，在外贸进出口结构中反映得非常明显。有人曾经算过账，中国需要出口8亿条牛仔裤或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而且美欧一些发达国家不仅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也不愿意改变这种技术落差现状。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美西方作出强烈反应。

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规则中处于不利地位。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制定的，体现了美西方国家优先的原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处于不利地位。美国、欧盟、日本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常常以第三国作为替代国计算生产成本，由此实行反倾销。他们不想在旧的世界秩序中接受中国调整规则的建议，而是用旧秩序继续遏制中国的崛起。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极大地限制和制约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西方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采取经济封锁禁用的。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一个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在巴黎秘密成立，1951年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后来即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由他们操弄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仍然以意识形态偏见的排他性，在国际投资、贸易中，对中国予以逆全球化的限制。

关于生态环境压力。中国是在先发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中已经形成了足够的生态环境容量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自然有与他们不一样的生态环境压力。

8. 最初的工业化构想与调整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工业化是可感可知的现代化。

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大体是两个，一个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宣布，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最初的想法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工业化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曾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工业化，先发展轻工业。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和与美国驻重庆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中，¹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实现工业化，并且由轻工业发展起步。刘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赴天津调研时说，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到工业发展到产品出现过剩时，同时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²我理解当时领导人这样考虑，首先，当然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工业化起点低的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而且从轻工业起步，也是英国等西欧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路径。其次，也有回应私人工商业者的担心和顾虑的需要。当时经济面临全面崩溃，又有严重的战争创伤，需要稳定人心和预期，需要重建秩序。

二、外部环境严峻迫使调整思路

建国初期，不具备马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 的战略思想。1950年下半年起，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导致毛主席和党中央调整了原来的思路。

一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0年6月，美军入侵朝鲜，并乘机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界推进，使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暴露在美军的炮火之下。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同时深感加快与国防工业相联系的重工业建设，迫在眉睫。

二是1951年下半年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由于有抗美援朝这个背景，无论是讨论“一五”计划的经济部门的同志，还是后来苏联专家的参与，都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

三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一五”时期的建设。1952年8月，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希望苏联帮助中国“一五”时期的建设。斯大林明确表示，在工业资源勘察，工业设备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遣经济、技术顾问和接受留学生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国，中央当晚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提出，加快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并肯定了“一五”计划编制过程中提出的重工优先的工业化战略。³1953年元旦社论提出，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三、用利益兼顾的方式解决初始资本形成的问题

工业化，有一个初始资本形成的问题，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初始资本的形成更难，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门槛高，对初始资本形成的要求更高。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1954年5月，陈云同志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指出，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只能做到使农民保本微利，而不能太高，否则国家就需要拿出足够的工业品给农民并提高工人工资，这个是短期里是做不到的（因为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不能直接提供消费品）。这是一个农业国在进行工业化建设中必经的艰难历程。陈云同志说，少吃猪肉死不了人，而没有机器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

1.毛泽东与美国驻重庆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有多次谈话，这是在1945年3月13日在延安的谈话中提到的。

2.为了回应私人工商业者的担心和顾虑，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949年4月10日由香山赶赴天津，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调查。

3.参见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版， 第781―783页。

9. 为什么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和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现在正在建设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形势下的升级版。《中国制造2025》是追求关键技术的独立与完整；新发展格局是经济流向的相对独立与完整。

为什么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呢？

首先，当然是农业国基础的内在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没有装备制造业和机器大工业。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¹“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²在党的八大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路，周恩来同志对工业化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说，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的建设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制造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的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³

第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记忆，决定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虽然中国的政府还在，但是帝国主义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要做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⁴也就是要从经济上从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中摆脱出来。与此同时，当时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为由，也主张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进行产业分工，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同志等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从而保障政治上的独立。

第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肯定不能简单地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比较优势理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具有标志性的理论，如果简单地应用到中国的国家战略选择上，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农业和手工业，我们肯定不能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农业和手工业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我们也不能把发展的重点长期放在简单加工业上。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我们就会永远处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的低端。

第四，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是采取封锁和围堵的，而且很快就发动了朝鲜战争，中国的边境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必须尽快建立包括重工业、军事工业在内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五，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市场的潜力很大，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也比较大，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有利于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和整个经济的安全。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没有卷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由美国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3.《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页。

10.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原创性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创造性地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形态，是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效途径。

上个世纪初也就是“一战”后，中国的志士仁人在选择国家制度时，对资本主义弊端几乎形成了共识。包括孙中山先生都主张“节制资本”。后来报纸组织讨论，主张非资本主义的占多数，这是一种“否定性选择”。同时需要有“肯定性选择，”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场争论，梁启超等认为中国经济落后，难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陈独秀的回答主要是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有的学者可能会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可能受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作一些分析。

列宁确实特别强调，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民国家，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必须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虽然列宁讲了“农民国家”，讲了当时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但他说的过渡起点是资本主义，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也具有借鉴意义。但其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体系，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实际，并不是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因此，列宁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涉及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

斯大林很快就放弃了新经济政策。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大会上，在提出“消灭富农”¹口号的同时，郑重宣布，当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²东欧国家“二战”前后探索人民民主道路，从比俄国更落后的国家自主探索进入社会主义的路径角度看，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是东欧国家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长时期卓绝的武装斗争，也没有从根据地就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经济形态的实践，而且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像中国这样是自主推动的。斯大林开始对东欧国家探索人民民主道路予以支持，主要是实现对丘吉尔（包括罗斯福）的承诺，战后不要形成共产主义的欧洲，出发点是保护苏联。因此斯大林也难以针对东欧国家，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而且很快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和丘吉尔就发动了对苏联的冷战，斯大林随之对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支持态度发生了改变。

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原创性。其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确保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目标后，如何解决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问题。它在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确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同时，有效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它对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具有总体和结构方面的针对性，它验证了多种经济成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多种经营方式的可行性，它尝试了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办法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控制国计民生的可操作性，它最早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它在运用经济的、政策法规的、行政的方式维护市场秩序和经济稳定方面，积累了实践经验。

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中，在对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回望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积极理性地思考中国的基本国情，思考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逻辑，同时回味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国家控制国计民生的历史记忆，借以增强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1.《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147。

2.同上，第151页。

11. 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提前

新中国成立之初及以前，中央领导人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想法，也就是在正式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要保持稳定。毛泽东同志甚至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完成工业化。但是这个判断随着1950年下半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到1952年发生了改变，他们一致认为，当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促成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原因是大规模启动工业化建设。

一是朝鲜战争爆发与苏联的援助计划，有必要也有可能启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1952年8月，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访问苏联，最后落实苏联援建项目156项，这使国家启动包括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在内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具有现实可能性。我理解，社会主义改造时间相对于原来的设想提前，与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实施，有密切关系。因为需要政府和国营企业与苏方对接，需要运用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组织和调动资源。

二是苏联援建计划包括提供设备和贷款，有利于形成工业化的初始资本。原来工业化的基本思路是，先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积累资金再发展重工业。那么既然苏联援建工业基础项目，提供设备与贷款，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 的时机就具备了，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通过政府主导，加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所揭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有深刻的领悟和认同。特别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更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更应该尽快形成独立的工业基础，并增强国防实力，因此有了苏联援助的契机，中国理所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四是在多种经济成分的结构和格局中，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在快速上升，抓紧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是顺其自然。首先，工商业所有制结构快速变动。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形成的国营经济，经过三年发展，比重大幅度上升。1952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准备去苏联访问时的报告提纲中说﹕“工业总产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与56.2%，变为1952年的67.3%与32.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已由1950年55.6%降为1952年的37.1%。”¹具有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国营工业和国有批发商业，已经在相关领域发挥着主体主导作用了。其次，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所涉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起到了初步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比如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私营工商业与国营工商业的经济联系紧密了，国营工商业对私营工商业的主导作用也加大了。第三，土改之后农村互助合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开展。1951年，中央明确要求，新解放区要有领导地大力发展互助组，使得占总数40%的农户参加互助组，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这本身便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级步骤。²

五是恢复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积极性和热情、领导人的责任感和信心，综合形成了一种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激励效应。加上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由落后国变成位于世界前列的强国。形成了鼓舞人心的标杆和样板。

1.《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2页。

2.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第154页、155页。

12. 二十年两种思想趋向形成的根由

二十年是指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启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习惯地把前十年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后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前“10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届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多次说过，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革命错误等量齐观。十年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当然由于它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他终于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而被错误趋向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压倒。但是，它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挥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¹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思想不断累积的发展趋向？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源自实事求是或脱离实际，其实，实事求是和脱离实际的根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积极探索与认知偏离。

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过积极探索，毛泽东同志1959年年底，在小范围里讲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可能时间更长。”后来经历了曲折。到了文化革命期间，对中国这样极其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认知进一步游离，教条主义地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笼统地看待，认为按劳分配八级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同样由于对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认知出现严重偏差，还对阶级形势和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估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做的一些事情看成是资本主义，把与此相联系的主张观点看成是修正主义，把相关的领导人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将此作为立论的依据和制定政策的基础。

1.参见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420页。

13. 改革开放与哲学经济学的解放

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是与解放思想相联系的，而解放思想又与哲学经济学的解放相关联。哲学经济学的解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学理支撑。哲学经济学的解放，是领导人与学者共同推动的。

—、哲学解放的首要问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初期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哲学解放。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本来，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甚至常识。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在党内和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呢？主要是当时亟需从本本主义、“两个凡是”中解脱出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¹

二、经济学解放的首要问题是对计划与市场的科学认知

这涉及到四个层次：一是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把计划与市场从经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计划与市场多一点少一点，不涉及姓“社”姓“资”的问题，检验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包括实践中不断深化的“部分作用”、“基础作用”和“决定性作用”；三是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是分散的、不断变化的，计划是主观的，不能反映市场的瞬息万变，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是不相容的。中国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发挥作用；四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建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这是从剥离到结合的认知深化，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排他性的认识超越，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对社会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把德国作为案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哲学经济学的解放与推动社会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把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发挥作用的时间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古典哲学与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产生影响的时间相连，前后100多年。德国古典哲学兴盛在德国崛起之前，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形成发展的过程，正是德国由封建割据到统一、由欠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德国古典哲学有利于当时的德国人从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基于英国实践的古典经济学持保留态度，对新古典经济学早期代表人物门格尔推销的“理论与历史保持距离”的方法论，坚决抵制，形成了符合德国实际的德国人自己的经济学。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4. 破解小农现代化的难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把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称为小农经济，并对小农经济进行了跟踪研究。该院潘璐教授认为，现代世界经济中，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者的绝对数量在上升，占到世界人口的4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小农圈”的亚洲地区，以农民家庭为单位从事的小规模农业依然是农业经济中的主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容纳了全球60%的人口，同时也拥有占全球74%的家庭农业。亚太地区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生产这一地区的80%的食物。为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欧洲仍然有占全球小农场数量4%的数百万小农，还有许多大农场正在重新回到小农经营的模式，进行着“再小农化”的实践。从全球角度看，小农农业养活了世界70%的人口，是单位面积最有效率的生产模式。目前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户的98%，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超过70%，小农户仍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潘璐教授团队看来，像碧桂园这样的资本下乡，可能有利有弊。农民以及小农农业直接和间接地隶属于资本，为资本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或为资本承担其不愿意承担的生产环节的高风险，小农农业自身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影响和挤压。

自2010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开展的一项“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行动实践。以小农的生计资源为出发点，以农民的地方性农业生产为“产业”。以城市普通消费者对健康食物的需求为对接出口，构建由小农户和城市人口共同参与的“巢状市场”。自2012年开始，村民已经独立完成生产、组织到配送的全过程，在北京有八个固定配送点。20―30天配送一次，从未间断。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巢状市场实现了小农户的城乡对接，在带动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改善村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¹

他们所说的巢状市场，我理解是用蜂巢做比方，也就是蜂窝密密麻麻地连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小农户与城市里密密麻麻的消费者连接成的一个直销市场。这样的探索，一定是乡村干部和农大的学者们共同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联络、引导作用，但是毕竟农户是基础，除了按消费者的需求组织生产外，在长达十余年中，农户也持续具体地参与对接和配送。这个探索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小农制生产方式的改造，可以是适度规模经营，也可以在家庭经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甚至适度规模经营也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二是为小农制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第三种路径，也就是第一种路径是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加强和发展“统”的层面；第二种路径是城市资本下乡、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适度规模经营。中国农大提供的“巢状市场”的第三种路径，其推广价值或者普适性，可能还是要在生产农户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即产品协会，形成专门负责运输和销售等新的分工，或者把城市里运输和销售的专业职能延伸到农村。而且城市消费者也应该有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组织来对接。如果这个路子真正走通了，在农村千千万万个农户和城市千千万万个消费家庭之间能够建立稳定的“量子纠缠”式的产销关系，那么小农经济的现代化就真正有希望了。

1.周怀宗：《小农现代化将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经验》，《新京报》，2020年10月18日。

15. 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华为悖论

我们通常会讲，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市，通过资本集中，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但华为至今没有上市，仍然取得了技术研发方面的成功。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华为成功的奥秘，我以为华为的成功肯定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华为自身具备了世界上成功企业所具备的很多条件。对华为成功的经验，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总结。我所关注的是，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暂时不进入股票市场，或许是成功的原因之一。我把此称之为“华为悖论”。我的这个看法，华为的一位领导讲过。去华为参观时，我曾提出，华为如此成功为什么不上市？给我的回答是，技术研发的投资存在风险，上市公司的股东关注分红，即令是若干年后可能有巨额回报，也难以接受近几年没有回报的技术研发投资。不上市，还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格收购别的企业因为上市而放弃的技术研发项目。

证券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包括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起作用的是竞争机制，上市公司放弃研发项目，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吗？表面上看似乎不是，是股东因为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是短期行为。问题是，为什么企业决策层要迁就这种短期行为呢？原因很简单，为了研发投入而减少分红，股东不高兴，可能卖掉这支股票，而去购买分红多的股票，那么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价就会下跌，企业的形象和信誉就会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上市公司放弃研发项目，是市场竞争使然，也是股东竞争的结果。为什么企业决策层不考虑技术竞争的结果，而顾及股东的竞争呢？因为经济学原本就是选择的科学，前者是未来的，后者是当前的。

表面上看，华为目前的公司形式和股权结构支撑了技术进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只有两个股东，一个大股东是该企业的工会，一个小股东是任正非。但该企业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是任正非。工会作为大股东是代理员工持股的，其中每个员工所占的股权份额多少，与对企业所做的贡献相联系。如果员工持股不集中为工会持有，而是员工直接持有，那么华为控股更像一个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公司员工包括技术人员持有本企业的股份甚至包括期权，比社会上的投资者购买某公司的股票，肯定更关心实际业绩，但这不意味着股份合作制的持股员工就一定会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其中的关键在于任正非的格局与境界，在于他如何带这个队伍。因此，不仅从股权结构上看，华为是民营企业中的一个特例，任正非也是民营企业家甚至所有企业家中的一个特例。

目前，“创业板”、“风投”、科技银行，难以完全解决“华为悖论”，需要从制度供给入手，在公司形式、股权结构、分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或者通过创新链金融对证券市场予以弥补。

16. 普遍持股有利于共同富裕

这里所说的普遍持股是指，不仅仅是企业管理团队成员持股，而是企业的员工都持股；也不是股民在股票市场上买股票，而是有组织地安排居民持股。

一、早期员工福利性持股与小范围试行的居民持股

早期企业上市是国企员工持股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员工持股带有明显的福利性质。1993年，《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公司法》颁布后，一些拟上市国有企业在改制和公开发行股票的过程中，发行了员工股。企业上市后，员工获得较高的回报。但由于员工持股缺乏规范和管理，激励作用有限，还对二级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1998年中国证监会通知停止发行员工股。之后一些国企员工持股采取了持股会和工会代持的形式，以回避限制。2000年，证监会以职工持股会不具备法人资格、工会持股与工会宗旨相悖为由，停止审批职工持股会及工会作为发起人或股东的发行申请。2005年修改后的《证券法》和《公司法》。又将拟上市公司股东人数限制在200人之内。一些实行全员持股的拟上市企业必须清退大量内部员工持股才能上市。由此，带有福利性质的拟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中国证监会制定并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在上市公司中开展员工持股计划试点。这里所说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新举措。其实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股份公司，早有员工持股的做法。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也有面向公众通过股权筹资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某县水厂扩建、管网改造，就采取了股权融资的方式，向县城所在地公众出售股权，每股价格是两元人民币。自来水是公共产品，由政府定价，水厂股权收益比较稳定，股权收益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实际上，对已经建成并正常运营且收入稳定的公共基础项目，是可以实行居民持股的。

二、通过员工和居民持股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想到的是增加工资性收入，然后也应该注意到增加财产性收入。城市居民除了工资性收入以外，财产性收入通常会有房产出售出租收入，投资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农村居民除了经营性收入、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政策补贴方面的转移性收入外，也还有财产性收入，包括土地承包权的转让收入，土地被征用的收入，投资收入，财产租赁收入。股权收入也是财产收入中的一种类型。股权收益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股权持有可以涵盖很大的范围，比如一个企业的所有职工，比如一个区域的所有居民。二是员工持股或者居民持股，可以不受劳动能力差别的限制，可以不因财富多少而有所区别。三是公司或者投资项目单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员工或者居民安排相同数量的股份。四是股权投资是对公司和项目管理的参与，股权收益又与公司和项目的经营效益联系在一起，能够体现共建共享。五是普遍持股有利于改善社会资产结构，使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

我认为，通过员工持股甚至城乡居民持股的方式，可以比较普遍地增加财产性收入，实现共建共享和共富。

三、资本主义国家尚且重视员工持股计划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劳资矛盾，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路易斯·凯索提出了员工持股计划。自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些企业开始推行员工持股。据《财富》杂志对美国500强公司的统计，90%以上的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了股权激励计划。据美国NCE0（国家业主雇员中心）估计，美国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大约有15000家。涉及约1350万名员工。相当于美国职工总数的12%。澳大利亚ESODU（业主雇员共享发展组织）所做的调查表明，澳大利亚的员工持股公司中，占56%的公司只提供针对管理层的持股计划。44%的公司提供覆盖全员的持股计划。日本由于企业伦理方面的原因，员工持股比例更高。上市公司中90%的公司实行全员持股。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尚且如此，我们更应该这样做。

四、普遍持股的难度在管理

把员工持股仅仅看成为福利或者作为激励的一种方式，而管理和规范又跟不上来，是之前员工持股和居民持股没有广泛地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把员工持股或者城乡居民持股，真正作为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大举措、作为共建共享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来推动，那么管理和规范就会得到加强，就会适应这个需要。当然，员工持股和城乡居民持股必须在顶层设计和规范管理上下功夫。力求做到健康发展、有序管理、安全可控。先可在企业经营规范、收益预期稳定的企业试行全员持股，在收益稳定的基础设施建成项目中实行一定区域内的居民持股。

17.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

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阐述的再生产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公式也进行了推演。他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因素纳入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深刻阐明了随着技术进步引起有机构成提高，“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¹他认为，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可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的比值下降，也就是技术进步，会造成消费资料的生产赶不上生产资料的生产，出现结构不平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国际环境严峻的背景下，从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和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大国现实出发，高度认同列宁所论证的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并认为，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注重农、轻、重的协调和互动。由此持续并关联的高强度投资，自然便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直接推动力了。

后来的经济学家也基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建立了FMD模型，即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多马模型。1928年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在苏联《计划经济》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收入增长原理》的论文，建立了费尔德曼模型。1953年，印度经济学家马哈拉诺比斯在《印度经济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国民收入增长过程》的论文，建立了马哈拉诺比斯模型。由于这两个模型不谋而合，加上费尔德曼模型之所以为世人所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多马的介绍，所以西方经济学界把他们并称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多马模型，简称FMD模型。这个模型推演的A列，生产资料的年增长速度为10%，而国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为3.56%和2.79%，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收入和消费品的增长速度逐年提高，经过70年的时间达到9.98%，基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这个模型的B列，生产资料年增长速度为20%，经过45年后，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年增长速度便接近20%。FMD模型的基本结论有两条：一是消费品的增长速度一般来说低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将越来越接近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二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要想使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就必须尽可能提高投入到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在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中所占的比重。²

世界银行将FMD模型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等作为经典的宏观总量经济增长模型，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参考。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轻纺工业高速发展，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就没有起作用了。实际上，轻纺工业项目的大规模建设，包括新建和技术改造，其制造设备的大量装备，本身就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都在20%以上，大大高出GDP的增幅。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中又高度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仅“十四五”规划，新基建（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的投资规模就达到15万亿。各省的“十四五”规划加总，新基建的投资规模达到40万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也体现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

1.《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2.参见余永定《从FMD模型到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世界经济》1982年12期。

18. 政府服务有利于企业交易费用递减

交易费用理论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罗纳德·哈利·科斯提出来的。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认为，交易费用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他把交易成本解释为企业存在的原因和企业规模选择的原因。¹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农村调查。1937年和1938年分别写出了《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和《广西粮食问题》两本小册子。也鲜明地将运销费用和交易费用分开分析。

我认为，交易费用是指在完成一笔交易时，交易双方在买卖前后所产生的各种与此交易相关的费用。如果把这个概念扩展开来，应该包括新建一个企业，除了企业建设成本、按法规应该缴纳税费之外的费用；企业进入新的行业和领域，除了应该缴纳的税费、开发及生产成本之外的费用；企业生产产品，除正常的生产经营成本及营销成本之外的费用等。

按照这个定义，政府对企业所提供的直接间接服务，肯定会涉及交易费用的变化，交易费用一般会递减。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方式，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方面，就大的类别而言，第一类是与市场相关的，比如培育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等；第二类是战略引领，比如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第三类是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时讲了七大政策，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区域政策；第四类是政府直接为企业提供综合协调服务。这些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使正常合规经营的企业的交易费用降低。

这里我们仅从政府直接为企业提供协调服务看，比如政府支持在当地办企业，创办新企业的交易费用就会降低。进一步具体地说，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和新区招商中引进的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性，那么政府通常会召开协调会，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解决企业入驻、建设、开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中很多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条件和创造的环境。通过协调会以后，本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解决。而且可以同时解决企业新建开工中的许多问题，而不至于企业一个一个地提出诉求，一个一个地去寻求解决的途径。由政府领导出面召开协调会时，通常政府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参加。企业会后再与政府部门协调并争取支持的可能性加大，同时由于政府综合协调而获得信用，在与其他企业合作时容易给合作方信心，包括金融信贷支持。所以政府协调服务，企业的交易费用会递减。也就是企业直接感受到的办事效率提高，费用降低。

政府服务有利于企业交易费用递减，在西方国家及企业中也是存在的。比如马斯克想把公司总部从加州搬到德州，说明在德州发展的交易费用低于加州。

1.参见[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2页。

19. 张五常两个案例的产权意蕴

张五常是西方经济学中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比较有资格阐发科斯的产权理论。他认为，当私人占用权同时拥有收益权和转让权后，私人所有权就变得不重要了。私人所有权本身并不能增加生产和收入，只是便于鉴别。他举了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时贷款买车的例子。钱来自银行，车的所有者应该是银行，但他本人可以自由使用这辆车。他还认为，通过合约链，理论上企业规模可以无限大，大到覆盖全社会。这当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组织的大工厂。张五常还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如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子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张五常还说，科斯对他的观点，三次予以肯定。¹张五常这里所说的“一个地主、多个佃农”的案例，与贷款买车的案例联系起来，同样可以理解为，银行集中大量资金，但可以贷给多个法人和自然人营运。

我认为，把张五常的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并结合他讲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三层意思，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在市场运用中实际运转的权利显得更重要，这就是产权；二是企业规模依靠合约链支持，可以无限大，他在这里没有讲科斯所讲的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等于社会交易成本是企业规模的边界，而是突出支持企业形成的合约链，我想他所说的重点不是雇主与雇员的合约，应该是法人财产权与出资者所有权相联系的合约，实际上是产权链合约；三是即使所有权是垄断的，只要经营权是分开和分散的，同样不妨碍市场竞争。

张五常所针对的样本自然是西方国家，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处在市场运用中的所有权即产权，比终极所有权本身更重要；有了产权的市场运用，所有权集中也不会造成垄断。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一样可以通过市场运用，用产权来解决同质化的问题、解决市场竞争的问题。

中国的微观改革，实质上是在不改变国有和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作出了不断延伸和拓展产权链的制度安排，在进一步明确产权界定的同时，解决了产权所有、占有、使用、经营、转让、处分、收益过程中的激励问题。使延伸后的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与其他产权同质化，无论是独资的情况下还是通过各个出资主体组合，都可以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中国微观改革中实际形成的产权链，是对西方经济学市场化必须以私有化为前提的历史超越。

1.参见卢栎仁：《张五常、华人第一产权理论家》，《产权导刊》2010年第3期。

20. 用产权链理论可以解释微观改革实践

产权链理论是我观察中国微观改革实践而形成的新概念，是对改革实践进行学理总结的新尝试。用产权链理论解释微观改革，符合实际。

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虽然有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但从总体上说，改革主要不是针对所有权的，而是针对所有权在市场中的运用也就是产权的。而产权在市场中的运用与变化路径，表现为产权链条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链的延伸及规范，能够体现迄今为止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轴和红线。首先是经营权的分离，也就是从经营权中分离出承包权，或者是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权利；然后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给企业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再然后是公司制度的建立，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再接下来，拥有法人财产权的公司，对外投资或者参股，再出现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并且由此不断地延续下去。这样，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之间就形成了不断延伸的多环、多结点的产权链。

农村改革也是这样，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双层经营体制，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这些都是改革的内容。但同样，如果用一条红线来串联农村改革的历程，产权链的延伸和规范，无疑是最贴切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分离；然后再将农户所拥有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再然后，在保持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将经营权放活，派生出投资权、租赁权等。这样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就构成了一个产权链；而且经营权的拓展和延伸还会使这个产权链进一步延长。

产权链包括纵向产权链，横向产权链，网状产权链。

就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权的分离，通过出资，参与企业法人财产权重组，再出资，再重组，包括混改、混有、混组。这样的产权链制度安排，解决了国有产权软约束和垄断问题，实现了国有产权与其他产权的市场化、同质化。使国有独资、国有投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具有无差别的市场主体地位。也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法人财产权的治理；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还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全局中的积极作用。就农村集体所有权而言，通过产权链的制度安排，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户依托承包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他权能，可以自主地进行投资和经营，农村集体产权还能进行优化配置。

产权链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私有化前提”的超越，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一般规律。我个人认为，基于所有权（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基础上的产权用途多样化及动态过程，即产权链的延伸，也完全可以解释西方国家企业发展的实践。

21. 从信息结构视角看五年规划

上个世纪，计划与市场之争的学理基础是市场信息的不同处置方式。

一、市场信息具有复杂的结构性特征

哈耶克认为，不是要不要计划的问题，而是个人根据分散信息制订计划；个人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信息，也不是专家，但根据特定情势的变化，根据价格信号，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哈耶克还认为，面对特定情势的变化，不是所有人同时都可以做出正确决定的，其中有人做出正确决定、有所反应，就会传递到整个行业，传递到社会。这就是价格体系很自然地发挥作用。显然，哈耶克“市场偏好”的基点是信息分散。

其实市场信息不只有分散这一个特征，而具有复杂的结构性特征。首先，就信息的真实程度来讲，具有结构性特征。信息真实程度至少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真实的、原始的信息；第二类是信息的内容基本真实，但是经过包装或过度宣传的信息；第三类是虚假信息。当然，要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可以依靠法律，但是从动态过程看，不同真实程度的信息客观上是存在的，个人、家庭、企业必须鉴别这些信息，并且作出选择。其次，就信息的功能作用而言，具有结构性特征。有快信息，慢信息；私信息，公信息；分散信息，整体信息等。第三，就信息的加工程度而言，具有结构性特征。有碎片化信息，大数据信息；有原信息，有经过加工处理的信息。

在互联网背景下，现在的信息规模和结构比上个世纪哈耶克与兰格之争时所描述的信息分散，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信息海量，全球互联互通，本地信息可以同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二是借助搜索平台技术，信息能够及时地自动地进行梳理和分类；三是信息（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性的支柱产业，2020年规模达到了31.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7.5%，同样是2020年，中国信息（数字）经济规模为39.2万亿人民币，占GDP比重为38.6%。四是能够满足信息需求者的不同需要。但是，个人对海量信息的选择是基于“偏好”，平台的信息供应是“投其所好”，久而久之，一方面信息海量，要什么信息有什么信息；另一方面接受信息的人又容易出现“信息窄化”、“信息偏执”甚至进入“信息茧房”。五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选择。六是在海量信息背景下，结构性特点更明显，人们更应该从结构上去分析市场信息，以便有效和精准地运用信息。

二、五年规划是对市场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弥补

有学者从目标治理的角度评价中国的五年规划，自然很有意义。我在这里尝试从信息结构视角看五年规划，或许也具有经济学的学理意义。在制定五年规划的过程中，政府运用一切信息技术手段，尽可能多地汇集市场信息，对其中的及时信息，更多的是从它对企业、地区和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影响角度考虑问题的，而对海量信息中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信息，会更加重视研究和运用。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是政府主导、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过程。全社会广泛参与，也是各个方面对市场信息的认知、分析、处理意见的汇总。政府进行系统集成，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提出思路和战略，对企业和社会予以引导。通常有眼光的企业家甚至包括有头脑的消费者都会关注五年规划传递出来的信息。

政府对市场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不是要代替企业面对市场信息做出决策；政府从整体上并着眼于长远发展形成的五年规划，所发挥的战略导向作用，与企业对市场信息做出的及时反应，也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比如政府和企业都看到了某一个行业发展的市场信息，这类市场信息涉及到两方面：一是近期利润丰厚；二是从中长期看，其生产能力可能会饱和甚至过剩。那么企业在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抓紧生产营销，争取近期有较多的收益，虽然也会考虑未来生产过剩的风险，但往往会持观望的态度，或者会心存侥幸。而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这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会及时提出预警，并会就这个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提出指导性意见。

22. 渐进式改革中的不争论智慧

邓小平同志强调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倡导摸着石头过河，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方法和内在逻辑，体现了政治定力和政治智慧，符合体制机制创新的认知规律。

这里我尤其认为，围绕创新认知过程中的不争论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争论，是从哲学层面讲的，绝不是不讲是非、不坚持原则。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1/3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2/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¹

国学大师张中行写过《故事一则》，说《九章算术》推广之初，甲乙两人争论。甲说四七等于二十八，乙说四七等于二十七，争到县太爷那里，县太爷打了甲三十大板。甲自然不服，县太爷回答，你既然知道四七等于二十八，为什么要与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呢？该打。²作家王蒙以此为基础又写了一则寓言，即《不争论的智慧》。³两位都借这则寓言说事，具有深意。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不争论的精神内涵。

首先，不争论体现了政治定力。既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甚至改革的预期也是好的，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个时候有不同意见一争论，就容易犹豫徘徊、瞻前顾后。而且只有在不争论的环境中才能“鼓励试”，才真正是“允许看”。

其次，“允许看”、不争论，符合体制机制创新的认知规律。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体制机制创新的动态过程。体制机制创新，涉及到新秩序新规范对旧秩序旧规范的替代，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需要接受和适应。因为关系到切身利益，而且并非多数时候都是对自己利好的安排，即令是，也需要与他人比较或者了解内容和原因。因此，对多数人而言，对改革新事物的认知，不可能很快就达到佛学上的“了悟”。人脑接收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认知过程。因此，认知过程需要时间，尤其是对改革新事物的认知，路径更长、更曲折。

第三，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在实践中形成共识，具有经济学的学理意义。有的同志或许会说，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反映的是经验直觉，很难与学理联系起来。实际上，发展经济学中较早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的“干中学”理论，也就是他1962年发表的《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4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能动过程。基于实践、鼓励实践，在实践中形成规律性认识，在实践中凝聚共识，既有利于克服改革的阻力，又可以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试错成本低，改革的代价也比较小。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2.见《读书》，1993年第五期。

3.见《读书》，1994年第六期。

4.Arrow K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9，No.3，1962，pp. 155-173.

23. 激励兼容在中国客观存在

激励相容是西方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当中的一个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的论文发表在上世纪60年代，产生和发展于计划和市场的世纪争论背景下，不少学者已经看到了市场本身的局限性。2007年，美国的三位经济学家赫维茨，马斯金、迈尔森，因为机制设计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维茨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会按照自利规则行为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机制设计理论当中的激励相容。¹赫维茨1917年生于莫斯科，在波兰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去美国。他对当时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和集体价值取向，应该是有感性认识的。我以为，他提出了一个在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的理论，也就是私利有利于公德。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有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基础，能够实现个人激励与集体价值主张的统一，激励兼容客观存在。

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社群利益与个人自由发生矛盾的时候，社群要服从个人。在中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

改革开放之前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甚至对个人利益持批判态度。带来的结果是平均主义和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倡导勤劳致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个人具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个人获得合法利益的权力受到尊重，私人合法财产受到保护。相当一部分人，既有工资收入，又有财产收入。在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得到保障的同时，个人利益主体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

个人利益受到尊重，并不是以忽视和淡化集体利益为代价的。在中国的企业和社会中，集体主义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员工的个人收入和福利待遇与企业的效益直接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企业的工资总额和年均增长率，直接与企业的利润规模和利润的增长相关联；有的企业实行技术人员与管理者的期权制度，有的还实行了员工持股，也直接与企业当前的效益和长远效益相联系。个人对企业（集体）的贡献大，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企业（集体）的整体效益不好，员工的收入也会受影响。中国企业不仅有工会维护职工的权益，而且还有职代会参与公司利益分配的决策。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他的“创新性破坏”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频率可以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媲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格因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创新能力很强，但是没有体制来解决创造性破坏带来的问题。而丹麦模式比较理想。²实际上在中国，对于结构性改革带来的问题，政府有一系列配套政策来解决。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职工下岗到再就业期间，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可以参与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虽然目前中国职工下岗以后领取的失业救济金，达不到丹麦那样相当于在职工资的90%，但领取失业救济金，达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政府还将其纳入低保对象。国有困境企业，还允许变现国有资产或股权，补充社保基金。由于“创新性破坏”，有的企业陷入困境、职工下岗，这是创新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用社会保障和政府救助的办法加以解决，既是对下岗职工的激励，也是对创新的激励。

1.陈旭东.《赫维茨的经济思想谱系及其方法论》，《财经研究》，2020年第2期。

2.[法]菲利普·阿格因编，《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235页。

24. 有别于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的伦理调节

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除了市场的作用、政府的影响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力量，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厉以宁教授认为，还有超越市场与政府的力量，那就是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就是除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之外，还有第三种调节，即道德调节。¹我是赞成在市场和政府之外有第三种调节的，但我主张称之为伦理调节，也就是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调节。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配合调节，是中国当代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伦理秩序，客观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市场的趋利性与伦理道德追求是有矛盾的，市场的趋利性在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同时，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环境。《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成名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及其经济行为的分析，与《道德情操论》的基调是一致的。斯密认为，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人们都倾向于赞同他。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贫穷使得人们瞧不起他。但人们追求更多财富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如一个人无论如何自私，他的天性中都有对他人的同情之心，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遵从正义、对他人的同情之心等基本道德准则，就是通往邪恶的道路。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伦理调节，确实人们通过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一定也有伦理的牵绊。

我们通常会说，市场调节是“看不见的手”，政府调节是“看得见的手”，那么伦理调节就是介乎其间的若隐若现的调节。

三种调节有共同的受体和对象，都有动力逻辑和纠错逻辑。政府调节的动力逻辑是战略最优，市场调节的动力逻辑是利益最优，伦理调节的动力逻辑是道义正当。政府调节的纠错逻辑包括纠自身之错，包括经济过热，过冷，计划缺失、计划失误。纠市场之错包括市场扭曲、市场缺失。市场调节的纠错逻辑主要针对垄断之错，非自由交易之错。伦理调节纠错逻辑是有违道义之错，有违道德之错，有违公平之错，有违正义之错。

三种调节的作用方式不完全一样。厉以宁先生认为，假定“无形之手”为一端。有形之手为另一端，两段之间有一段距离。有时道德调节比较接近“无形之手”，有时则比较接近“有形之手”。或者说，道德调节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些形式距离“无形之手”近一些。有些形式距离“有形之手”近一些。²就三种调节的作用方式而言，确实是这样的，有的伦理规则是显性的、必须遵守的，违背了要受到惩罚（包括舆论谴责），那么这种伦理调节就接近政府调节，有的伦理要求是原则性的，未必像负面清单那样，主要靠企业和个人自觉甚至自发地作出反应，这种伦理调节就接近市场调节。

不同时期调节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在封建社会农耕文明背景下，商业不被重视，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市场发育也不完善，市场调节的作用有限，商业活动主要靠政府调节和伦理调节。这个时候，政府调节和伦理调节对商业活动都是限制的、歧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调节主要表现为政府调节和伦理调节。由于重视思想动员和精神鼓励，伦理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之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伦理调节才真正在共同发挥作用。

伦理调节也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相互影响。市场等价交换和竞争择优的原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伦理价值及秩序的新内容，一些基本的伦理要求也会反映在市场规则之中。政府在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时候，会发挥伦理秩序的作用，比较明确稳定的伦理规范，也可能上升为法律和政府规章。与此同时，政府调节时，也会遵循价值规律。

1.参见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版，第21――23页。

25. 综合平衡理论是积极的宏观经济学

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其思想内涵和实践运用，大大超出了苏联时期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经济治理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西方经济学中没有综合平衡理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经济学理论涉及到整个社会总生产的最早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配第，此后，爱尔兰经济学家坎蒂隆分析过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流通问题，成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经济表”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些有益成果，第一次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研究并提出了社会再生产理论。

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重点是研究经济个体及其活动，如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资源分配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利益；或者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不同商品的消费上，以实现最大的满足。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厂商理论、消费倾向和价格形成机制。微观经济学也把他们的理论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二是货币理论。虽然他们也会涉及到均衡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均衡，但是他们没有经济总体的、过程的综合平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总体的、过程的综合平衡，是靠市场机制去完成的。

后来的凯恩斯不赞成微观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两分法。他觉得正确的两分法应当是，一方面是单个行业和厂商理论以及既定数量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和报酬理论；另外一方面是从整体来看的产量和就业理论。由此导致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凯恩斯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虽然重视了经济总量的分析，并且强调国家干预，但更多的是关注需求一侧。他的核心理论是有效需求理论、就业理论、投资乘数理论。是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修补。运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拯救，是事后的一种均衡措施，而且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国家运用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带来了经济滞胀，由此凯恩斯主义开始式微。

苏联时期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主要在计划和统计工作中运用，虽然涉及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其理论和应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层面，没有中国这样的综合平衡理论。斯大林将列宁论证的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定位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斯大林的缺点是在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同时，在计划中忽视了农业的增长。他还说，1952年―1957年，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93倍，生活资料生产增长了17.5倍。问题是，93同17.5的比例，是否对重工业的发展有利。他说：“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¹在斯大林时期，由于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苏联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有计划，没有按比例，而且比例关系还严重失调；没有统筹兼顾，没有综合平衡，严重地影响到后来的经济发展、改革甚至解体。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的综合平衡，是基于实践的、主动的、总体性的宏观经济治理。不是单一的平衡，而是综合平衡，不是事后平衡，而是全过程平衡，不是被动平衡，而是主动平衡。面对重大比例关系失调，不是通过自发的市场出清付出巨大代价后的平衡，而是采取积极有效的综合措施、及时止损、强制性的平衡。不是对理论设计中某一假设前提缺陷的修补，也不是风险延后的暂时性举措。相对于凯恩斯的需求理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积极的宏观经济学。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26. 国家经济治理的系统集成优势

国家经济治理是指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全部活动。系统集成理论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将各个独立的部分组成有机系统；二是在有机系统中，中央枢纽有很强的综合控制能力，能够形成整体解决方案，能够进行顶层设计，能够动员各部分、各层级朝着选定的目标发力，也就是“同向发力”。同时，对各部分、各层级的功能进行整合并优化，形成新的“更优效能”。

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系统集成优势是明显的。

中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是统一的，市场是统一的。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有效地实施举国体制。西方国家在国家结构方面，有很深的希腊雅典情结，多数国家选择联邦制或者邦联制的国家结构，法治没有完全统一。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板块式和松散型的特征。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法治体系，政府行政体系横向和纵向的有机构成，是国家经济治理系统集成的基本依托。三个体系内部和三个体系之间，有责任分工，也有监督性的制度安排，但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之间的相互制衡。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中，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制衡。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所决定，不可能重视民意，也很难形成共识和“公意”。决策和执行中有很多否决点，很多事情都是否决容易通过难。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纠错机制，保证了国家经济治理系统集成的正向效应。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而且贯穿于国家经济治理的全过程。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可以推动国家经济治理的系统集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纠错功能，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法治体系、政府行政体系，能够保障国家经济治理系统集成的正向效应。

在国家经济治理三大领域中系统集成的技术线路确保了宏观效能。

一是在战略导向的系统集成中，比如五年规划的制定，通常要经历上一个五年计划的中期评估、开展关系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系统调研、进行经济社会重大课题研究和专题研究、形成思路（比如形成中共中央的规划建议，就要经过一系列的调研环节、征求意见的环节、决策审议性环节） 、编制规划、组织一系列的讨论论证、上送审议、报请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像这种中长期发展规划，西方学者认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公共政策产品。

二是在发现问题形成共识的系统集成中，通过会议、文字报告、调查研究，畅通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发现和信息反馈，能够较快地发现问题、形成共识。通常，围绕着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从上到下都有督办调研的程序安排，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也有总结评估、意见建议反馈的程序设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一般能够较早发现，并能较快形成共识，较快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三是在制定法规政策的系统集成中，通常都会在发现问题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着手制定法律政策规定。无论是立法还是法规修订，无论是制定一项新的政策、还是对已有政策进行调整，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有的还要在网上广泛征求意见。几上几下，最后按照有关程序通过发布。党组织内部、政府系统、人大系统，民主决策的特性是共识型民主、效能型民主。虽然组织系统之间有分工、有监督，但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和相互否决机制。

27. 重视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和学理特性

在理论研究中，大家经常会提及学理支撑。有的学者对实践中形成的新的规律性认识缺乏自信，他们担心缺乏学理支撑。在他们看来，能够从本本上找到答案的，特别是从西方的书本中找到答案的，就具有学理支撑，找不到的便是缺乏学理支撑。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结论。

确实，学理支撑这个命题现在很时髦，但是不能简单地用本本主义、用洋教条的观点来诠释。我认为学理乃学术之理，是指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或者科学性检验。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有科学理论印证的，当然是学理支撑，如果找不到现有理论来说明，那么，规律性认识本身就是学理，就是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用新的规律性认识来解释新的实践，就是学理支撑。

规律性认识不是对事物的零散感知，而是对事物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把握，通常会用比较精练的语言来表达。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不应该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符号，也不应该是碎片化的概念范畴总和，而应该是相互关联的规律性认识体系。本书所列举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与实践相互印证，对实践具有评述解释能力，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浓度，具有一定的学理内涵，同时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约束，也超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定式。在本质上具有可识别性、独特性，具有鲜明的中国时空特色，能够成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知识体系的基本骨架。

重视基于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克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时期为党的七大准备的一份文稿上，就党内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写过一段文字。特别强调二者不能平列，教条主义的危害更大。陈毅同志赞成任弼时同志的观点，认为经验宗派不能与教条宗派匹敌。而且他们都认为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除了组织上的危害性外，而且还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经验主义者有时也会不自觉受影响。¹这是领导人在延安时期根椐当时情况作出的判断，现在也会给我们以启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不可取的两种倾向。这里的经验主义，是指偏重感性、非理性的主观主义，不同于基于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追赶型特点，在经济发展实践的知识运用中，对先发国家的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容易先入为主，比较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并形成思维惯性。而对在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往往看不起或者缺乏自信。进一步说，总结实践经验，形成规律性认识，需要花很大气力，需要独立思考，比利用现成理论对经济现象不分时空地予以简单评判，难度要大得多。当然基于中国实践形成规律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转换，绝不是理论封闭，也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科学运用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理论和知识。

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和学理特性，这或许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

1.郭德宏：《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程》（第二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28. 要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自信

现在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即要进行理论创新，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需要形成中外融通的话语体系。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话语融通，有利于表达和交流，只有听得懂，才能听得进、听了信。实际上，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与社会各界，官方与民间，也有一个话语融通的问题，也有一个听得懂、听得进、听了信的问题。

中外融通的话语，不应该也很难完全依照西方的范式、语境来表达。在中国国内的大众化表达，也未必能运用纯粹的民间语言和网络语言。关键在于以事实为基础、为依据，秉持论理思维，以事论理。说得有依据、说得在理、说得清楚明了、说得通俗易懂。也就是通常中国人说的摆事实、讲道理。

外国人愿不愿意听，取决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地位决定话语权。比如，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话不好懂，但是采购员要尽量听懂上海话，还要学说上海话；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广东话不好懂、不好学，但时髦，大家争相效仿。老百姓愿不愿意听，取决于是否对政府和学界信任，能否听得进，还要把你所说的与他们实际感受进行比对，一致的自然听得进。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知识体系需要梳理和集成，其表达和呈现要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基于历史事实，必须注重客观性、科学性、学理性、融通性。要实现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的贯通，当然也需要运用大量的西方传入我国的概念、范畴、表述。有些西方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概念，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来，会有新的阐释和新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会按照中国的叙事风格和语言习惯来概括，形成中国独有的概念范畴。我们也会运用大量的民间语言，但要进行必要的提炼。

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其表达要有时空概念。经济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引进中国之初叫生计学，梁启超写了一本《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既然是生计学，自然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们接触经济学理论，不应该有疏离感，经济学语言不应该玄而又玄、晦涩难懂。经济学服务对象不只是搞专业的小圈子、小众，而需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因此，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倡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说理，要让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都有亲近感。

黑格尔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¹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 王太庆等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29.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框架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以为，其框架条目可以列举十三个方面，包括：顺应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哲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主题主线，体现发展系统性、稳定性、安全性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凸显交易费用递减优势的政府作用，构建市场主体的产权链制度安排，弥补市场信息结构缺陷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支撑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激励兼容，提供持久动力的渐进式改革，维系经济运转三维秩序之一的伦理调节，积极的宏观经济学综合平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法治体系、政府行政体系的系统集成，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贡献。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承认社会主义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不认为其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当时苏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哲学观点还认为，新事物一开始并没有矛盾。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哲学基础，也是全面改革的哲学基础。遵循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落脚点在于对基本国情的把握，在于从特定时空实际出发。这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程中也有过曲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知的逐渐成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具有道义高度。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整体的概念，又有具体切实的实现形式。不仅仅体现在价值层面、伦理层面、宣传层面，更是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战略规划上、法律保障上、政策措施上，真正体现为人民谋福利。党和政府密切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西方所宣扬的“涓滴”理论根本不同。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工业化、现代化的主线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之所以我们不是简单地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国家战略选择，这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收益会以价格降低或增加收入的方式为全球带来均等的福利。（实际上）后发国家只能以外围形式成为中心国家的附庸。即“普雷维什――辛格假说”。¹而且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国家战略选择，中国只能永远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东西方一定程度认可的增长模型。正如张培刚先生所说的，投资品导向的工业化通常是政府发动的。²中国遵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还有当年国际环境也难以容忍消费品主导的工业化路径，必须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产权链理论不仅是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形式演化的基本思路，也是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产权运动的基本形态。产权终极所有，不会影响通过产权链的拓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信息具有结构性特征。正视分散信息与集中信息、零星信息与整体信息的区别与联系，力求真正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分散的市场信息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影响的同时，五年规划这样的公共产品，也将整理后的整体信息传达给生产者和消费者。

交易费用递减理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超越政府与市场的对立，将理性的政府作用做积极的、正面的理解。政府为投资项目和企业服务，客观上起到了交易费用递减的作用；政府不同时期服务重点和支持重点的变化，客观上也使市场主体交易费用递减的机会趋于均衡。政府与企业家在以计划为特征的价值理念上容易产生共识，企业家对交易费用节省和递减，比较敏感。

价值共生是联合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激励兼容是价值共生基础上的主动的价值导向，价值共生基础上的激励兼容，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导向的一种弥补）。

渐进式改革理论，符合认识规律，符合社会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符合“稳中求进”的治理总基调。既坚持不断改革、全面改革，又不至于落入改革所引起的“动荡甚至颠覆”陷阱。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绝不仅仅是改革方式的区别。

在经济活动中，客观上有三个秩序在起作用，首先当然是市场秩序，其次是包括政府作用、法律规范等在内的国家经济治理秩序，第三是若隐若现的伦理秩序。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烈的伦理色彩，中国现行的民主政治体系具有鲜明的道义追求。伦理调节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独有的经济治理理论，是主动的、动态的均衡，是积极的宏观经济学。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法治体系和实际发挥作用的广义人民政府，加上民本思想灌注其中，在经济发展中，能够形成系统集成的效能。这与美西方“三权分立”所形成的否决机制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既没有依附他国，更没有通过“领土殖民”“经济殖民”“价值殖民”，掠夺和侵害他国。中国的发展对别的国家的发展，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是机会、是贡献、是正能量。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国内市场的积极运用和全方位开放，还对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牵引作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是对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无论是从份额影响、发展趋势，还是从道义高度、全球治理看，甚至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新认识看，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世界意义。

以上十三个方面，涉及到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哲学基础、价值导向、主题主线、发展路径、持久动力、微观改革、信息结构、政府服务、伦理调节、兼容激励、综合平衡、系统集成、世界影响。应该涉及到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要方面，应该具有基本理论框架的一些特征。

1.劳尔·普雷维什1949年在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任职，向该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文章，1950年，汉斯·辛格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投资国与借贷国之间的收入分配”一文。这两篇文章形成了“普雷维什――辛格假说”。

2.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4页。

30.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底色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是文明崛起，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价值体系，是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当我们进行比较时，会发现西方价值体系的底色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

亨廷顿把现代性和文化、文明联系在一起理解，并把现代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连续过程。他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其逻辑是，现代性是稳定的，现代化的过程是动荡的。他所说的现代性是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制度体系，并认为其是最好的、最理想的，而现代化的过程，是指后发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板的社会变动过程。他还认为宗教和文化是无法交流和相融的，文明在本质上是冲突的。他这样分析判断的思想基础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一神信仰专断。是把西方文明作为终极文明，把其他文明作异时化处理，认为其他文明是处在向西方文明转变的不同历史阶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源于美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塞尔·柯克曾对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的精神源泉及其西方文明的源流做过归纳，他认为，作为殖民者来源地的欧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无处不在。这些观念渗透进罗马文明，而后进入中世纪文化，紧接着又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进入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思想。现代西方文明背后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传统。

首先西方文明或现代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19世纪以前，西方社会一直普遍认为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只有自己是开化的、文明的。因此作为文明的西语词汇，只是单数形式。直到19世纪初以后，文明才表现为复数。西方人对西方文明以外的人类文明的认知十分有限。西方中心主义是由信仰中心扩展至经济中心乃至文明中心的。中世纪的西方传教士们的“布道精神”是典型的信仰中心意识。在近代大多数欧美以外的非西方国家，在追求自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过程当中，也都曾一度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接受世界的发达文明在西方的认知。比如日本近代学者福泽谕吉就曾这样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¹

与此同时，西方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传统”。古希腊的政治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就曾说过，“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²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殖民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张扬。

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中，还对西方思维定式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做过分析。也就是西方所宣扬的普遍主义对世界的文化殖民，使世界各地有不适感和抵抗。³赵汀阳由此对中西方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不同理解，作了分析。他认为，西方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与存在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本身的概括性本质是完美性，而完美性蕴含了普遍性、必然性、永恒性和确定性。“一个存在如果不是普遍的存在，就会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存在。特殊的存在没有触及存在的本质，只是存在的不稳定表现，属于过眼烟云或表面浮云的现象”。⁴也就是普遍性存在是指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特殊的存在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和价值体系。这是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丛林法则的哲学基础。这样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定义，显然是唯心主义的、静止的、排他性的，实际上也是封闭的。在中国人的哲学中，不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对立起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都可以反映事物的规律，而且特殊性更能反映事物的特征。普遍性也是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的。普遍性的运用要考虑特殊性，特殊性中也可能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1.[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页。

2.《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李永斌译注，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22页。

3.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3年版，导论第7页。

4.赵汀阳.《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个注解——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东方学刊》2021年3月号。

31.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化的贡献

西方所宣扬的现代性这一套价值体系形成于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在那段历史中，西方吸收和吸纳了众多来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价值。其中，中国的贡献巨大。

郑永年先生认为：“如果我们把近代世界的发展理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贡献。”¹

就物质现代化层面讲，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无疑是中国的技术发明。中国的“四大发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以及后来的两汉、隋唐、北宋时期，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前传入。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1620年出版）（引者注）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来：竟然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²。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引者注）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³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使用了“四大发明”的说法（李约瑟也使用了这个说法，引者注）。他说，“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的欧洲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发明，大都源自中国。”⁴

从制度文明方面看，中国是最早建成的民族统一国家，最早建立的文官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政商分离。

第三个层面是思想理念方面的贡献。郑永年先生认为，中国理念对西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经济理论而言，中国的《易经》和道家的“无为”，对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产生影响。我以为，这个判断是有一定依据的。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子，魁奈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在他1765年出版《自然权利》与《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两本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从老子“无为”思想中悟出了“自然秩序”，有学者认为，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或自然秩序受其影响。⁵此外，中国“有教无类”的思想，是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大众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大同社会”的理念也与欧洲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⁶

1.郑永年.《探寻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和全球价值》,《晶报》,2023年6月8日,第11版。

2.[英]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

3.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第67页。

4.T.F.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in westward[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5:Introduction.

5.张旭,王天蛟：《魁奈经济思想的批判性审视与中国溯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为观照》，《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6.郑永年.《探寻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和全球价值》,《晶报》2023年6月8日,第11版。

32.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特色与一般

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就是要超越特色，找出一般的东西。这样提出问题，我想不应该是对中国特色看不起，或者只认为一般的东西才具有学理意义。这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为什么有特色？有没有一般意义？

首先，当然要对特色和一般的概念有正确的理解。不能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像看待特殊性和普遍性那样看待特色与一般。也就是，“一般”是指美欧业已形成的价值体系，“特色”是发展中国家向美欧价值转变中不成熟的过渡状态。

在中国人的哲学视野中，“特色”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别的事物的特点、特征、甚至特性，具有辨识度和可识别性；所谓“一般”，如果从思想理论角度讲，是指其作用和影响不受特定范围的限制，其学理特性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特色和一般往往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特色，绝不是我们要刻意求异，而是由于基本国情，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时代条件，由于制度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某些方面应该不一样，可以不一样，甚至有的只能不一样。

比如，中华文明对西方广义的现代化作出过贡献，到了近代，却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农业国基础上启动现代化建设的。1954年，毛泽东同志描述中国当时工业状况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¹比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对其他国家进行过殖民掠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关于一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借鉴了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运用了“一般”；同时也在实践中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新的“一般”。比如使命型政府的理性作为有利于企业交易费用递减、产权链形成与延伸使不同所有制产权具有同质性、中长期发展规划弥补了信息的结构性缺陷等。这样看问题既符合实际，也符合认知规律，还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后发优势。

当然，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是要孤芳自赏、自我封闭。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先行现代化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仅不应该视而不见，而应该积极去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对于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我们需要认真地运用借鉴。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又是贡献者。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对于世界而言，始终是积极因素。

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